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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改善中美溝通的另一種視角

2019-12-26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丁衛華訪問次數:

【知遠導讀】在中美關系進入“深水期”的時代背景下,以軍事與戰爭主題為緣起,重申美國以基督新教觀念區分敵我陣營的觀點,提出中國是否有以同理心對待美國基督新教觀念的可能,進而考慮由“戰略透明,互為人質”為起點尋求改善中美溝通的務實路徑。

知遠始終強調: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中,視角優于觀點。以本文為例,如果不能從研究對象思想和行動的起點思考問題,則很難理解其言行。“換位思考”的風險固然在于因“考察”而混淆“立場”的尷尬,但研究中基于事實的思辨應是不受限的。

冷戰結束后,但凡論及中美關系,似乎沒有哪個時期像當下這樣令兩國朝野各界感到忐忑。如果試圖從美方的角度去看待現在的情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關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Park Freeman)的觀點就頗有代表性:“我認為有人試圖重新調整對美中關系的說法,認為美國試圖說服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努力失敗了。特別是在華盛頓,我們聽到了有許多人在這么說”1。但是,當我們以“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這一時間節點在更大尺度與更廣維度上來考察中美關系時,可能會感到傅瑞珍“目前兩國關系的事實是,山上有兩只猛虎,這兩只虎之間必須有一場搏斗”2的說法頗為吊詭,因為她所說的“目前”并不像這40年間一開始的那10年——彼時,雙方的關切似乎更聚焦于基于軍事乃至戰爭的安全問題。而當下關于貿易問題的折沖樽俎即使出現最糟情形,也不會像安全問題的一般結果那樣激烈到讓所有人立刻感到難以承受。

這種吊詭的感覺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歷史中如影隨形,勢如雙方鄭重其事地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核心關切時卻時時深覺雞同鴨講。回顧過往,除了各個層次的“利益”之外,看起來似乎沒有別的其他事物能夠成為雙方達成共同認知的基礎。

“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這個論斷廣為人知。事實上,“利益”不一定是永恒的,因為所謂的“利益”都是受限條件下的所指。

本文并不致力于中西學理的精研、解讀、闡發和套用,只是嘗試以“利益”之外的考量對中美溝通中美國一方思想和行動的起點做一考察和側寫。筆者認為,鑒于中美關系領域諸問題的復雜性,沒有什么畢其功于一役的撒手锏或“銀彈”3可言。多一種聲音就多一種角度甚至是一種政策選項。即便這種聲音會被稱之為荒謬或狂悖,但很難說荒謬與正確/狂悖與務實的互換和黑與白/陰與陽的相互轉化有本質的不同。需要說明的是,所述觀點未必見得有什么洞見和新意,但老調重彈的目的無外乎自覺這些看法頗為重要,需要反復強調罷了。

美國以基督新教觀念區分敵我陣營的近世簡史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4。毛澤東的斷言對中國革命如是,對美國之路亦如是。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美國衡量敵友的標準除了人盡皆知的“利益”外,還有一些別的聲音——基于基督新教的善惡觀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如果從“沒有限度的暴力行為”5即戰爭這一視角對美國的敵友判斷問題予以觀瞻,其最高標準是宗教觀念。2019年是同盟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解放歐陸行動75周年。75年前的D日6,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全國廣播講話中以這樣的話語開篇:“全能的上帝:我們的子孫,我們國家的驕傲,在這一天開啟了一場偉大的行動,為維護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宗教,以及我們的文明而奮戰。”盟軍在歐洲的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威爾則將其稱之為“偉大的十字軍東征”7。在血肉橫飛你死我活的時刻,不去強調統治者的根本利益而是在宗教問題上濃墨重彩,這正是美國人的做派。這種美國式的直抒胸臆并不完全是惺惺作態。

在絕大多數人篤信基督新教的美國8,《圣經·新約》啟示錄中“世界末日會有一場世界范圍內的善惡之戰,此役之后將是耶穌基督的再臨和千禧國的實現之際”的戰爭景象深入人心。當人們從樂觀的19世紀邁入悲觀的20世紀,見識了一戰的爆發和納粹的興起時的末日景象時,基督教跨越千年的訓誡又一次開始在歐美各國的上空縈繞。普通民眾從基督教中得到的首先是慰藉。二戰期間,“當英國遭受納粹轟炸時,路易斯9曾多次應邀到英國皇家空軍基地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就人類面對苦難和死亡如何堅定信仰發表演講,極大地鼓舞了英國軍民的士氣”10。此后,歐美人開始用“邪惡”去談論和書寫“社會主義”。英國學者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討論了“納粹的社會主義根源”11,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更是認為,當歐洲的自信被一戰摧毀后,“新型的惡”12接踵而至。在他看來,這種“新型的惡”既是法西斯主義,又是共產主義。

福山認為,“在高效的警力、群眾性政黨和試圖控制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極端意識形態的支撐下,這種新型國家(極權主義)13開啟了一項妄圖統治世界的新計劃。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這兩個極權主義所犯下的種族屠殺,人類歷史上找不到先例,從許多方面來看,正是現代性14本身使其得以可能”。15他還提出,“如果沒有道德的進步,技術的力量就只會促進邪惡目的”。16在論及道德問題時,福山則認為存乎某種普世的觀念——“基督教第一次提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并由此為世界上所有人構想了一個共同的命運”17。所謂的共同命運就是實踐基督教理念的社會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以來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國。批判者關于“自由民主受到兩種主要的敵對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挑戰”的論斷也深深地植入了美國人的腦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思想鋼印”18

二戰結束,法西斯國家雖然被摧毀了,“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沖突雖可以緩和,但這種沖突以及世界末日戰爭的可能性,從未完全排除掉”19。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除了在英聯邦和美國——那里的共產主義運動還在嬰兒時代——共產黨,即第五縱隊到處構成對基督教文明的日益嚴重的挑釁和危險”的讖言已然成為達摩克利斯之劍。繼而鐵幕落下,東西冷戰開啟。

蘇東紅旗落地之后,中美關系從以安全為關切為核心向以貿易關切為核心轉變,過往的30年,無論是將中美關系冠以“戰略伙伴關系”也好,還是“利益攸關方”或“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也罷,在中美關系的風云變幻中,貿易關系似乎成為了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但是,新近以來,以美國副總統彭斯的哈德遜研究所演講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表明,即使是在貿易問題上,美國也開始對中國“堅持中國特色而不是全球規范的做法”從詰問全面升級。究其根本,美國質疑的不僅是中國是否能夠遵循既有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相關的規則和規范而不是另起爐灶自行其是,更是美國過去因一時的現實政治需要避而不談的“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沖突”是否終究難以逃避——如果說這30年就是傅瑞珍所說的“美國試圖說服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努力”所預計的時限,那么,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時刻,一個因極限而可能出現的預設拐點是否可能到來?

在中美關系領域諸問題上中國是否有以同理心對待美國的基督新教價值觀之可能?

提問即疑問,筆者并無結論或是傾向性的看法。

從悲觀的角度看。對于美國的基督新教價值觀立場,中國學者于歌提出了一個一攬子看法:“中美現在的對立,究其本質,是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是社會主義無神論與基督教有神論的對立,是傳統的儒家式的務實主義與基督教追求天國精神的對立,是復活的佛教意識與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對立,是固守傳統價值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努力與試圖將世界納入基督教價值體系的努力之間的對立。背后,是美國的基督新教信徒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較勁,是美國基督徒與中國傳統力量的較勁”20

我們可以不贊同上述看法的部分或全部,但并不影響我們以上述看法為假設來重新審視中美關系的相關問題,由此可以方便理解前文所述的“思想鋼印”——特別是對“邪惡”和“末日戰爭”的理解。

用“邪惡”去形容國家行為體,用“末日戰爭”來指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或武裝沖突,把“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印在美元上的美國人是這樣解讀的:“美國應該向太平洋挺進,占領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勢力21,然后為防范黃種人中國的崛起做準備”22。但這只是手段,終結目標則是“擺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將包圍著自己的眾多古老的異域文明——首先是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23

對習慣于“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而言,既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論斷,具體到兵事,又有“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領悟,用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詞匯去嚴肅地討論兵戎,不僅會在心理上感到訝異,還會在情感上難以接受,更是在理智上不可理解——中國人可能會更多地認為,“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原因主要是中美在“誰是全球家長”問題上的利益沖突,中美雙方即使要規避沖突,其指向也應該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而非其他。

一個是In God We Trust,一個是無神論,這似乎從起點上就直接否定了本節的提問。

從樂觀的角度看。美國人大衛·艾克曼(David Aikman)在其著作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中指出,中國的主流傳統意識形態雖然遠離神,但并不敵對神,在中國有眾多信徒的佛教雖只有偶像崇拜而不信神,但不敵視。此外,艾克曼認為,由于中國曾在歷史上對基督教表現得非常友善和寬容,即使今日之中國堅持無神論,也不會是基督教世界致命的敵人。

艾克曼甚至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中國有可能變成像其鄰國韓國那樣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并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基督教大國,成為世界重要的福音力量。由此,中國因為在價值觀上與美國的一致而受到美國的歡迎,并將因此跳出“文明的沖突”,與美國共同建設和維護世界的文明秩序。同時,美國將會支持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臺灣問題迎刃而解。而中國又會因為和伊斯蘭國家有著傳統的良好關系,最終將成為向伊斯蘭國家傳播福音的重要力量。

艾克曼著作的中文譯名直譯為《耶穌在北京:基督教正在如何改造中國以及改變全球的勢力均衡》,授權中文本譯名為《耶穌的羊馴服中國的龍》。艾克曼的著作流傳已有16年,從國人感同身受的體驗來看,卻與中國當下的現實國情有著相當隔膜24

可能的路徑選擇

樂觀也好,悲觀也罷,首先,我們要從看法回到實務上來。鄧公在1989年對時任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說,“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25。同時從宏觀和全局給出了解決問題需要把握的關鍵是“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盡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26。同時必須要關注和警覺的是,“恢復中美關系要雙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對雙方都不利”27

其次,實務需要務實。務實不能罔顧倫理考量而只服務和服從于現實政治需要,同時也不能希冀雙方有過高的共同認知起點。數年前,筆者在一個云集諸多美國研究人士的閉門會議上聽到學界前輩稱美國“沒有戰略”、“沒有大戰略”。那么,“沒有戰略”或“沒有大戰略”有沒有可能意味著戰略透明呢?與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國家軍事戰略、國防戰略、戰區戰略以及軍種戰略中明確把中國視為對手相較,中國在中美關系領域軍事和戰爭問題上總體表態溫和如“中國的演習不針對任何特定對象”(就事論事的強硬和無關痛癢的調侃另當別論),但這與美國對中國實際做法的認知存在很大差距,猜測、臆測甚至是腦補于是由之而來。戰略不是權謀,“戰略透明”當然不等于將軍力和綜合實力向對手和盤托出。從某種意義上講,“戰略透明”首先近似于“互為人質”的威懾,繼而成為達成更高程度共同認知的基礎——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這樣的先例和傳統的28。即使是退一步看,“互為人質”遠比“世界末日戰爭”要好得多——同時應該注意到,“戰略透明,互為人質”只是若干政策選項之一。

第三,如果說要對未來做一展望,我們不妨再來做一比較:

——2019年2月5日21:00(美國當地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國情咨文演講中以“我們必須相信美利堅的使命:在上帝的庇佑下,我們的國家必須成為世界諸國的榮耀和希望之光”為終篇。這是美式普世價值觀即“山上的城”29的選民們那種“全世界的人都將矚目我們”30的救世意識中一以貫之的“公義”。這種意識的肇始并不來自1775年的美國,而是“牢牢錨定在《舊約》中的先知時代”31

——《左傳·鄭伯克段于鄢》中祭仲以京城大叔僭越“先王之制”勸諫鄭莊公:“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古文觀止》(卷之一)對祭仲行事的評論是“祭仲一夢中人”32。原因是鄭莊公“唯恐其不行不義,而欲待其行也。莊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終未之知也。”33

前者的“公義”和后者的“義”,都是彼此輾轉千年不滅的堅定信念,也可能成為“戰略透明,互為人質”之后的共同點。在利益底線之上,雙方都要有“進取心”(Enterprise)34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時代勇氣——但前提是正視差異的底線思維。

 

【1】參見美國之音中文網2019年2月22日播出的傅瑞珍電視專訪節目。

【2】參見美國之音中文網2019年2月22日播出的傅瑞珍電視專訪節目。

【3】銀彈(Silver Bullet),指由純銀質或鍍銀的子彈。其引申義為具有極端有效性的解決方法。

【4】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8:3。

【5】克勞塞維茨.戰爭論[M].解放軍出版社,2015:04-07。

【6】D日(D-Day),即1944年6月6日。

【7】原文為”You are about to embark upon the Great Crusade”。參見D-Day Statement to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of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引自https://en.wikisource.org/wiki/D-Day_Statement_to_Soldiers,_Sailors,_and_Airmen_of_the_Allied_Expeditionary_Force

【8】粟林輝夫.布什的上帝與上帝之美利堅 [M].日本基督教出版局,2003:048。

【9】路易斯(C.S.Lewis),1898-1963,英國文學史家和批評家,科幻作家和兒童文學作家,基督教神學家。

【10】C.S.路易斯.返璞歸真 [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03。

【11】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019。

【12】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027

【13】括號內文字系筆者注。

【14】福山筆下的“現代性”主要是指“科學技術是進步之基礎”。

【15】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028。

【16】同上。

【17】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076。

【18】指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科幻小說作品《三體》中的一個概念,由面壁者比爾·希恩斯發明。其機制是:在大腦神經元網絡中,發現了思維做出判斷的機制,并且能夠對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把人類思維做出判斷的過程與計算機作一個類比:從外界輸入數據,計算,最后給出結果。發明者把計算過程省略,直接給出結果。當某個信息進入大腦時,通過對神經元網絡的某一部分施加影響,可使大腦不經思維地做出判斷,相信此信息為真。

【19】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030。

【20】于歌. 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M].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185

【21】在日本作家遠藤周作所著《沉默》(ちんもく)中,作家依據史料所述的17世紀的日本對葡萄牙籍天主教宣教士的“穴吊”拷刑可謂殘酷之至。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出生在東京的一個天主教家庭,10歲即受洗,但他卻在1966年出版的《沉默》后記中,他說,“我從去年一月開始撰寫這部小說。洛特里哥(小說主人公)最后的信仰比較接近基督教思想,不過,這是我現在的立場”。

【22】于歌. 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M].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170

【23】于歌. 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M].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170

【24】2004年,金陵協和神學院訪問教授撒母爾·皮爾森、裴斐、劉若民、陳澤民等在《金陵神學志》第4期發表《評大衛·艾克曼的<耶穌在北京:基督教正在如何改造中國以及改變全球的勢力均衡>》,認為大衛·艾克曼未能對中國教會的現實情況給予公允評價。

【25】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350-351

【26】同上。

【27】同上。

【28】如秦莊襄王異人曾在趙為質。

【29】參見《圣經·新約》馬太福音5:14。

【30】參見《圣經·新約》馬太福音5:16。

【31】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 [M].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01

【32】吳楚才.吳調侯.古文觀止(上) [M].中華書局,2016:二

【33】同上。

【34】Enterprise本意是企業化,引申義為進取心。

 

[責任編輯:黃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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